接纳难民容易，负责到底很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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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阵，在电视节目上，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一位巴勒斯坦难民少女表示，德国无法容纳更多移民，“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有成千上万的人，如果我们说‘你们都来德国吧，非洲国家的人都可以来德国’，那我们就根本应付不过来了。”少女闻之失声痛哭。事后默克尔被指过于冷酷。
但实际上，相对于欧盟其他国家，德国的移民政策已甚宽松了。比如，近日英国有四十多万人呼吁接纳难民，但即便有此民意，卡梅伦政府仍抱持抵制的态度。
▲希腊与马其顿边境小镇Idomeni，一名叙利亚难民女孩从车窗朝外看
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更将中东难民问题归因于德国：“这不是欧洲的问题，这是德国的问题。没人打算待在匈牙利、斯洛伐克、波兰或者爱沙尼亚，他们都要去德国。”他更表示：“如果我们制造一种印象，即‘来吧，我们愿意接收每一个人’，这将不道德。道德、人性的做法应该是明确说：‘请不要来。’”这当然是对德国政府的批评，也是对默克尔的批评。
同一个默克尔，在移民问题上两头受气，可见难民潮所造成的政治困局。
▲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裔少女雷姆告诉总理默克尔，她和她的家人至今还未取得永久居留证，很可能被遣返到黎巴嫩的难民营。默克尔当场回应说政治十分复杂，德国无法收留每一个难民
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困境，中国人也曾遇到过。我说的是香港过去的“越南船民”问题。1975年西贡沦陷，铁幕落下，有超过20万越南人陆续抵达作为“第一收容港”的香港，以后经过甄别，有14万余人为其他国家收容，1千余人留港，但6万余人被强制遣返，期间一再发生难民骚动。直到2005年年底，即历经三十年的纠缠，此事才算了结，足见解决难民问题之难。
在我看来，难民问题近乎无解，比之民主问题更为复杂。民主问题只关乎共同体的内部，是政治垄断与权力共享之间的拉锯；而难民问题更牵涉共同体的外部，是共同体成员的实际利益与人道主义的抽象价值之间的冲突。不收容难民，自然有亏于道德；但若收容难民，则又有损共同体成员的既有利益。在旁观者来说，难民问题只是道义的问题；而在当事者来说，难民问题更是负担的问题。
难民问题之困，可以透过简化的“救生艇理论”来理解。
在翻检美国法学家卡尔·威尔曼的《真正的权利》一书时，我偶尔留意到这一命题。书中第八章提及，美国经济学家加勒特·哈丁——他以提出“公地悲剧”学说闻名——针对南北贫富问题，早在1974年就提出过一个极有争议性的“救生艇理论”。他假设了这样的情境：“富国和穷国的国民分别在两艘救生艇上，前者相对富有。当穷人跳入水中，游到富人的艇边，期待被接纳或者希望以其他方式获得好处时，富人应该怎么做呢？”富人的救生艇限载60人，此时船上已有50人，却有100人申请上船，如何应对？基于西方国家的情形，他设想了三种可能的公共政策：
一、接受100人登船。结果是船只超重沉没，完全的正义导致了完全的灾难。
二、接受10人上船。如此，船只达到了载重的极限，其安全性降低，一旦遭遇意外即可能同归于尽。而且，还有个极大的难题：如何从100人里选择10人？选择的标准是什么，是先到者优先、优秀者优先，还是需要者优先？作出选择的决定之后，又如何面对那被拒绝的90人呢？
三、拒绝任何人登船。维持船只原有的安全水平，保证原来50人的利益最大化。
哈丁承认，第三种策略是违反道德的，但他仍坚定地反对前两种策略：“这两种自杀式政策之所以具有吸引力，是因为它契合了我们那种不假思索的‘最优秀的人’的想法。但这种理想主义的观点忽略了权利和义务实为一体的事实。分享道德理论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它导致了公地悲剧。……在一个缺少理智、拥挤的世界里我们很难预料到‘公地’会造成何种不可避免的共同的灾难。”
哈丁的结论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反对救助穷国，也拒绝穷国移民，其立场显然是“冷酷”的、“右翼”的；但不可否认，在纯学理上，这个“救生艇理论”自成一家之言。设身处地地想，当风平浪静时，救生艇上的富人或许会对船外的穷人施以援手，但若遇上风云突变、自身难保的时候呢？“救生艇理论”可以毫无违和感地运用于目前欧洲的难民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欧盟诸国才因为希腊问题弄得鸡毛鸭血，假若经济更不景气，假若族群的信仰冲突更为剧烈，他们还会放开关卡让中东难民的人潮拥进来吗？叙利亚小艾兰的死亡映像震动全球，一时间令接纳难民的舆论占了上风，但如果，如果再来一次《查理周刊》血腥事件呢？
对于难民问题，除了“救生艇理论”之外，我还想到另一个古典的参照——一则《世说新语》中的名人轶事。
翻开《世说》没几页，就能看到这个掌故：“华歆、王朗俱乘船避难，有一人欲依附，歆辄难之。朗曰：‘幸尚宽，何为不可？’后贼追至，王欲舍所携人。歆曰：‘本所以疑，正为此耳。既已纳其自托，宁可以急相弃邪？’遂携拯如初。世以此定华、王优劣。”这个故事，跟哈丁的“救生艇理论”正有可比性。“救生艇理论”强调的是，若接纳新成员上船，则旧乘客的利益将受到损害；而华歆、王朗故事强调的是，若接纳新成员上船，旧乘客对新成员将负有道义上的责任。相比之下，我以为后者更有内涵，更耐人寻思，对理解难民问题也是有帮助的。
华歆原来不情愿接纳那位求助者，因为船上增加一人，行程的风险也就相应增加；到后来强盗迫近，情势危殆，王朗想抛弃那位求助者，此时华歆反倒不同意了，因为既已接纳，在信义上就宜有始有终，不应半途而背弃之。王朗是做无事时的好人，华歆是做有事时的好人。在逻辑上，此事可以这么理解：当面对求助者时，可接纳而不接纳，确是有道德问题的，但终究没有义务非接纳不可；而一旦接纳了，就等于接受对方加入这个临时的共同体，代表了一种承诺，甚至一种契约。这样的话，若出尔反尔，半路弃之死地，就不仅存在更严重的道德问题，也存在事实上的责任问题了。
救助他人的行为，不能是一次性的，而是一个过程，还有救助之后的救助问题。华歆了不起的地方，在于他不仅考虑到是否接纳求助者的问题，还考虑到接纳求助者之后的问题，于事缓时有远见，于事急时复有担当。不轻于接受，但接受之后，即负责到底——这就是华歆的道义。（顺便说一句，这个华歆，就是著名的“管宁割席”故事中的华歆。只是在彼故事里，华歆只衬托了管宁的高大上，有点被鄙视了；而在此故事里，华歆却抛离王朗一条街，是被世人称许的。）
在移民或难民问题上，不用说，华歆是稀有的，而王朗是更多见的。
可以举中国人的痛史为例：在美国最需劳力的时候，包括早期对华贸易、开发西部、淘金潮、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种种，都大量引进华工；而到了19世纪末叶，劳工市场变得拥挤，美国就过河拆桥，通过歧视性的法案以驱逐华人了。美国人之所行，可以说是王朗式的变脸政治，是很可耻的，是美国史上最阴暗的章节之一。我们讨论难民问题，不应忘了祖辈在美国的教训。
接纳难民，固然很难得，但接纳难民之后呢？能保证难民及其后代拥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公民待遇吗，能保护他们免于被歧视、被排斥吗？嗯，卡梅伦、欧尔班未必就是华歆，但支持收留难民的那些欧洲好人们，也未必不会成为王朗啊。毕竟，像王朗那样做一时的好人是容易的，像华歆那样好人做到底就难了。
柏林墙倒塌的一幕，我们记忆犹新，但据说，国境上的隔离墙已纷纷重现于世：过去的以色列、伊朗、印度、沙特、西班牙、肯尼亚，近时的匈牙利、保加利亚、爱沙尼亚；甚至，在自由的美利坚，也有总统候选人放出话来，要在美墨边境上修建隔离墙。竭制意识形态的旧墙拆毁了，阻拦偷渡客的新墙又建造起来了。这最明白地昭示了难民问题的困境。
在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下，在共同体内部利益的压力下，不仅华歆难再得，只怕王朗也会越来越不易见了。
（原标题为《“救生艇理论”与华歆的道义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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